“之前有德国记者问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购买10%的一汽和10%的工商银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法国凯辉会计学教席教授丁远曾向《南风窗》记者回忆他曾遭遇的尖锐提问。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2017年海航集团顺利增持德意志银行成为其最大股东，2018年初吉利汽车入股了奔驰母公司，成为戴姆勒的最大股东。

彼时，多家外国商会在北京提出了调研报告，强调了国与国之间外商投资的“反差感”和“不对等”。

在丁远看来，金融业的开放，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一个更为开放的金融市场必然要做好面临更多外部冲击的准备，在中国成长起来的金融机构早已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深化对外开放、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和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四个方面提出了共计二十条意见。

从封闭到开放，如今中国这片全球投资热土，面临了新的对外开放需求。稳外资，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前，他们刚来中国时，这片未开垦的土地销售市场相对较小，因此他们将中国视为供应链中的“生产加工”环节，加工好的产品再输出到其他国家卖出。如今，中国板块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业务当中最重要的一块。

中国金融业开放始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中国政府承诺要在五年内逐步放开中国市场。然而外资在中国走出了一条高开低走的抛物线，纷纷涌向中国后就陷入了沉寂，参与度并不高。前几年澳新银行将上海农商行20%股权转给中国远洋和宝山钢铁，花旗银行也将广发银行20%的股权转给中国人寿。

有数据显示，到2017年年底，外资银行总资产仅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32%，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份额和保费收入市场份额分别为6.71%和5.85%，都维持在较低水平。

在券商行业，外资券商业务全牌照也一直未完全放开。

为什么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难以开疆扩土？

以银行业为例，外资行受监管限制，每年在国内开设分支行数量有限。但银行是一个高度依赖规模的产业，只有分支机构和网点足够多，获取资金的成本才会足够低，才能在贷款方面保持利率优势。

合资金融机构也大多命途多舛，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称，“大多数外资银行对于参股中资银行是否取得了成功存有疑问，许多外资银行在管理控制方面一直不能发挥任何实质作用。”

加上外资一直以来风控合规非常严格，难以适应中国市场的复杂性，这曾导致了部分外资银行退出这个市场。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足，在过去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种种错配也日益凸显，成为了进一步增长的掣肘。2019年初，中央新提出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指金融业。

今年以来，新一轮的开放加速推进。

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作为新时代中国规范外商投资的基础性法律，明确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它反映出整个中国经济的地位和经贸投资关系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只有在稳定的政策预期下，外资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1到9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871家，实际使用外资683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

如今，更密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表明了中国对全球资本的善意和诚意。

在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方面，《意见》明确指出，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丰富市场供给，增强市场活力；

减少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和开展相关业务的数量型准入条件，取消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分行的总资产要求，取消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在华经营保险经纪业务的经营年限、总资产要求；

扩大投资入股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机构的股东范围，取消中外合资银行中方唯一或主要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的要求，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投资设立保险类机构；

继续支持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办理外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及变更等行政许可事项。2020年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

对金融的开放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准入条件、业务开展范围以及在中国的业务参与程度。此前十年的金融开放被市场诟病“雷声大雨点小”，如今不仅要打破规则表面数字上的限制，更要破除隐形障碍，比如错配的监管和是否有真正的“国民待遇”，才能激发起外资获得业务的主动性。

开放其实是一种博弈，业界和公众也很关切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毕竟金融稳定对国家的稳定、经济的持久发展极为重要。

相比以前的“以市场换技术”，这一轮的金融开放，很大程度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对中国企业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和提高生产率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说，此前中国每一次产业大爆发和技术进步，都是开放的结果。因为中国是一个溢出效应非常强的经济体，多年的内外资共同发展让本土企业很好地借鉴学习，创造了经济奇迹。

以汽车产业为例，早期被动通过外资寻求技术支持，高关税作为保护政策则是为了避免国内汽车产业较早受到进口汽车的冲击，以及要吸引跨国汽车企业到中国寻求合作投资办厂。

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和汽车工业的崛起，竞争的放开是必然的趋势。

在汽车关税降低后，汽车市场顺势迎来了大发展，从而为国产汽车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长期来看，充分的市场竞争更有利于比如长城、吉利等一线自主品牌真正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正如汽车产业的发展逻辑，通过引进国外金融行业参与者可以不断丰富和优化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对于产业发展具有“鲶鱼效应”，能倒逼国内金融机构不断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和改善自身技术水平，最终达到健全金融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国内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

央行行长易纲也提及，扩大金融业开放正是中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而且开放不等于放松监管，通过合理安排开放顺序，有序把握开放节奏，在开放过程中可以有效防控风险。

事实上，中国金融行业已具备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业和保险业体系已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在最新的世界财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的银行有9家上榜，保险公司有7家。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也在逐渐增大。

前段时间，港交所向伦交所发出收购提议，伦交所却在回应中对上交所示好，这并不奇怪，近年来，中英两国金融创新举措接连落地。从市场通、资金通到制度通，中国金融业正在加速落实，有序推进。

这些年来，中国从专注于自身发展，逐步成长为一个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开放性经济体。

而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是实现这个目标不可或缺的拼图之一，金融开放代表着中国对自己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