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哪个税种，像房地产税这般牵动社会的神经。

2018年4月11日，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将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兼顾税收调控和筹集财政收入功能，逐步优化税制结构，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构建更加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自2018年3月以来，这已是房地产税被官方第六次正式提及，相比往年的原则性表述，2018年关于房地产税的说法愈发具体。

据悉，目前房地产税法草案已有大体框架，正向各地征求意见。

自2011年在上海、重庆两市启动试点开征房产税，至今已近八年。2019年第一天（1月1日），重庆就打响了房产税政策调整的第一枪，重庆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公告称， 2019年主城区个人新购高档住房是指成交价格达到17630元/平方米及以上的住房。

但是，总还是有不少人不死心，认为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

关于房产税的问题，如果你仅仅站在房地产市场，或者房价走势来观察或分析，无论立意和逻辑多么崇高或严谨，都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房产税是中国经济管理方式需要转变的产物，而不是单一目的下的一个行业调节工具。

近三十年来，中国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思路实际上归结为一个点，就是在经济增长（发展）中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财富创造中解决问题，虽然贫富差距在拉大，但贫困人口逐年减少，总体来说大家还都是挺满意的，无非是你赚得多，他赚得少的问题，心里不平衡是有的，但还不至于承受不了。

可是问题在于，无论任何经济体，其增长都是有极限和边界的，中国经济完全可以继续增长，但要获得这种增长，需要的条件和成本，跟过去几十年不可同日而语。

那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创出持续高增长的条件，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要改变。尤其是当中国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中国需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以及社会管理水平优势，来吸引国际资本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对政府管理能力和民众素质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以前很多人抱怨，为什么政府的很多政策是一刀切，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一刀切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但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一刀切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社会不得不进入到精细化管理阶段。

给大家讲个例子，比如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抵扣问题，可能很多人算不明白，原因很简单，政府已经在规避那种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开始进入到精细化管理，也就是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考虑到对各种对象的不同实施方式。现在大部分人都在算自己到底能抵扣多少，而不是争吵5000元的起征点合不合理的问题。这是一个用精细化管理解决突出问题的最典型办法。

除了进入到精细化管理，另一个转变就是从完全倾向于创造财富的管理，开始逐渐意识到到财富分配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但如果要考虑财富分配的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几十年来，中国市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到底沉淀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几乎70%以上的财富，都沉淀在了房地产领域。

所以，如果中国的管理模式，要开始向精细化管理，以及注重财富分配的总逻辑转变，未来大部分政策，都将会基于房地产来展开，房地产依然会成为经济问题的焦点所在。

那么中国式房地产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最近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约为17.3万亿，同比去年上涨了7.4%，而2017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为5.2万亿，同比去年增长了40.7%，土地出让收入占公共预算收入超过30%，如果从地方财政来看，大部分地方土地收入占到地方收入的50%，个别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达到100%。

其次，国内居民消费信贷占总的全国信贷之比为 20%，其中有将近 75%是住房贷款，除去房贷和车贷后居民消费信贷占比仅 5%，远低于国外成熟市场平均 30%的比例。据《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从住房贷款余额来看，2017年空置住房占用的贷款余额显著上升，有空置住房的家庭未偿抵押贷款占抵押贷款总额的47.1%，预计规模为10.3万亿元。

第三，据《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家庭住房自有率(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家庭占全体家庭的比例)也在逐渐上升，2017年为85.0%，位于全球前列。城镇家庭多套房住房拥有率为22.1%，相较于2013年和2015年均有所上升。自2011年以来，我国城镇住房空置率呈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18.4%上升为2017年的21.4%，城镇空置住房数量增加到6500万套。与国际相比，我国住房空置率仍处较高水平。

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基于以上三大背景，假设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还要依靠卖地来过日子，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一个就是信贷必须继续向房地产倾斜，否则开发商买不起地；另一个是，房价必须要持续上涨，否则开发商没有动力去买地。而这两个后果，会导致政府管理的巨大难题，如果信贷继续倾向于房地产，消费贷将持续被房贷挤压，中国想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优化GDP结构可能就是一厢情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将急剧放大，这直接影响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